书评系列:“法律东方主义”(作者:Teemu Ruskola)

书评作者:Chloe Lichtenstein, 类别:中国法、法律与文化


作者简介:Teemu Ruskola是埃默里大学法学教授,并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国法与法文化中心兼任成员。在加入埃默里大学之前,Ruskola教授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执教。Ruskola教授出版专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律》(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参与合编《施莱辛格的比较法》(Foundation Press,2009)一书,并(与David L. Eng 和 Shuang Shen合作)编写《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以“中国与人类”为主题的特刊号。他的其它作品可以见诸于如Michigan Law Review, Stanford Law Review 以及 Yale Law Journal等等杂志,探讨中国公司与家庭法律之间的交互影响,并探讨欧美主权观念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历史与政治,以及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历史地位。

导论

“目前当中国作为破坏法治的主要国家的恶名已经确立之际,美国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首要执法者及法律输出者。美国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在推广各种法治项目,在中国尤其不遗余力,其程度它地方根本不可与之相比”(页1-2)。

这一观点正是Teemu Ruskola所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律》一书的立论基础所在。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地位在增长之中,而其法律地位自冷战结束后则一直下滑。在冷战时期,美国开始采纳欧洲的偏见,将中国的法律系统视为是压制性的(页198)。Ruskola探讨了将美国与法律联系起来的文化取向以及将中西法律之不同视为中国缺乏法律的相应历史进程。东方主义本来指西方历史上凭一己之意界定“东方他者”(页40)的方式。相应地,西方感到“东方他者”并无法律可言,因而其依照“东方他者”所利用的系统来界定后者有无法律的各种方式就是作者所指的法律东方主义。Ruskola一书不仅分析了西方对于中国法律的观念是如何促生法律东方主义的,该书又解读了中国人对于自身法律的理解是如何助长东方主义的。由此出发,他讨论了法律东方主义直到今天仍持续对于中美两国关于中国法的印象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探讨了法律在建构中美两国关于法律与非法律、现代与前现代的近似于普适主义观念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出发,Ruskola质疑了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那些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差别的正当性,因而对于上述各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具体而言,作者把美国公司法与中国家庭法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考察。继而它讲述了中美两国之间历史上的交往过程,为理解两国当下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此外,作者又论述了这种关系如何为美国强加于中国一种法律框架提供了一种正当理由,中国今天与过去一样都被视为是拥有一种非法律的法律。最后,Ruskola细致分析了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中美两国此前以及此后都将中国法律视为是古老过时的而视西方法律为优越进步的。

章节概括

在第一章中,Ruskola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引入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观念:法律到底谁属呢?谁有权决定法律谁属呢?提出这一问题的风险何在呢(页5)?尽管对何为法律这一问题答案不一,Ruskola指出人们对于何者不是法律则认识相同:即人治。法治与人治之对立只是东西两厢对立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对立正产生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视为中国并无法律。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分析了美国作为法律主体而中国作为“东方他者”的看法。作者认为,在法律现代性的全球话语中,西方与中国的立场反映出两大帝国是如何看待对方以及自身的。作者主张,西方人总是乐于“区分他者”,因而西方总是会按照自己的偏见去解读中国与她的法律传统(页51)。即使那些对于中国的积极描述却总是出自作者们批评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个人意愿,由此才会指出“中国甚至都会作得比我们好”(页46)。在Ruskola看来,我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理解为我们头脑中他者的对立面。作者并没有谴责法律比较的行为,而是认为我们即使想要但却不能避免比较,因而作者督促读者去思考不同类别的法律主体,而不是简单地盲从历史上的类型划分。Ruskola继而解释道,随着美国价值的改变,关于亚洲价值的观念会由消极转向积极,而可能瞬间就会发生倒转。例如,中国对于家庭的强调可以或者被视为“一种关爱的积极伦理或者视为一种族群间的裙带关系(页53)。更进一步,作者认为,尽管美国人并不承认,但美国法律代表了中国法律中所承载的相同的一些理想。这一点为美国人对于变革重要性的有意强调所彰显出来。尽管美国人批评中国法律传统僵化停滞,他们却尊崇宪法的恒久效力。因此,美国所批评的中国法律的一些特征却正是美国法律系统中的一部分。很多对于中国法律的负面观念可能只是基于偏见而非现实。

Ruskola在第三章中更进一步认为,尽管美国法律传统总是绕着同一部宪法在打转的,美国人却批评中国法律传统停滞不前;而且美国人批评中国的家庭法传统却罔顾同样的一些家庭法价值也存在于美国企业法中。此外,他主张儒家化的家庭法可以被视为一种企业法。他认为,那些他称之为家族企业的中国大家族具有企业的(如果不是全部)大部分形式特征。他的理由在于,企业法的唯一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由于社会等级结构的存在,这种分离正存于在中国家庭中。相反,美国企业法理论却与那些支持这种理论的很多明显父权制的假定发生抵牾(页101)。这方面的例子有如信托责任观念及证券市场中的强制信息披露规定。Ruskola认为,这些都是为期掩盖市场缺陷而作出的本质上为父权主义立法的实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法并非如看起来那样内在地与美国法律那么不同。相反,这些法律系统的型构方式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解释为何它们之间会存在差距。

在第四章中,Ruskola追溯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史,他指出尽管两国自始就存在着友好关系,而对于中国法律抱持偏见的顽固欧洲传统铸成了美国看待中国的意识形态。最初,美国人并没有依照欧洲帝国主义模式在中国设立殖民地或者卷入鸦片战争。尽管美国一直反对英国区域帝国主义,自1844年望厦条约签署之后,美国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治外法权帝国主义(页130)。这一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意味着只能由美国政府任命的官员依照美国法律审理涉及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的案件。

本书第五章分析了法律东方主义是如何为施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提供一种明显的法律正当性的。在中国设立的美国领事法庭“因为无能、无效与腐败而无法运转”(页160)。尽管他们的权力并未超出管辖涉及美国被告人案件的范围,很多例子均表明他们试图就中国人之间的案件作出裁决。在1906年美国将这一侵害中国自治的做法变本加厉,国会通过法案,许可建立针对中国的美国法院。然而该法院并无章法可循,有时候它会适用阿拉斯加的法律,有时适用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有时候甚至在某一法律领域中拼凑混搭适用法律。更有甚者,即使在法院选择法律之后,它可以自由忽略该法律所规定的惩罚。该法院认为其之所以忽略法律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个没有法律的社会。第五章接着谈及了会审公廨。在理论上,会审公廨应是一个中国法院并适用中国法律,但由于外人对于中国法律非法性质的争持,上海的外国领事控制了该法院的运行。尽管该法院从未正式停止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如美国领事法庭法律之适用实无章法可循。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外国领事们粗制滥造出一种中国法律。Ruskola强调说,因为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有意针对中国人的,会审公廨所炮制出的法律越是专横,其初始的正当理由就会愈发强势,即中国法律过于任意,纯粹的中国法院不可被信赖去单独适用中国法。Ruskola称这种状况为“法律东方主义为自身有效性创造初始正当性的典型事例”(页191)。

本书第六章是结论,该部分检视了法律东方主义今日在中美两国及世界各地是如何存在的。尽管中国自1978年既已开始改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遭遇到怀疑甚至是抵制。例如,当中国在2001年试图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中国的入世协议最为冗长而且添加了前所未有的特别条款”,这些都“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超出了所有其它世贸组织成员的加入世贸条件”(页206)。更有甚者,世贸组织没有遵守其自身的宪法规则以确保中国会遵守法治,这表明那种视中国没有法律的观念模式依然作为与中国打交道时忽视法律的正当理由。再者,Ruskola认为中国开启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式改革的事实,正是基于中国接受了自身法律已经过时的观点。

结论

Teemu Ruskola并没有解决法律东方主义这一问题,但是他细致探讨了法律东方主义兴起背后关键的那些先入为主之见,并描述了由此而产生的形式各样的不同后果(页10)。Ruskola通过对于法律东方主义发展脉络的描述详生动表现出讨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指出了来自于中国自身及西方有利于法律东方主义滋长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并没有给予读者一个结论,而是给予读者一个阅读的基础,由此出发可以产生多元的视角去理解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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