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系列:“猜想的安全——追踪恐怖资金的政治”作者Marieke de Goede

书评作者: Afoma Ofodile   类别: 金融、安全、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 Marieke de Goede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秩序中的欧洲”。此前,她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研究系高级讲师。2001年,她在纽卡斯尔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1997至1998年,她在纽约新学院大学担任Vera List Fellowship 教师;2001至2003年,在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前言

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迫使全球各国政府改变安全对策,这次瞄准了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这使安全机构得以通过跟踪潜在恐怖行动者的资金流向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袭击。Goede教授将这种方法称之为“金融安全集束工具”(finance-security assemblage)(第28页),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动用包括法律、机构和非公行动计划在内的各种力量。目标不仅仅是切断资金流向,还要为可能的前置性干预腾出空间,即尽可能留出更多时间和安全空间。

金融领域已经成为切断恐怖分子收入来源以防止未来袭击的一个战场。《猜想的安全》一书勾勒了这一预防性措施运用的空间以及它是如何带来不安全因素的。然而根本问题还是资金——它的力量、痕迹和它为预防未来袭击所以提供的线索。金融信息能让执法人员从外围确认个人和行动在可疑交易上展现出来的关联,进而识别出恐怖行动的警告信号(第XXV页)。

《猜想的安全》也描述了资产冻结和黑名单等做法是如何深远影响诸如剥夺个人“无罪推定”的权利、拒绝适用正常程序并剥夺其社会参与机会等事项的。Goede教授最后提请人们注意这一集束工具本身所固有的不安全因素,并倡议一种新政治作为对这些以假想为基础的实际做法的制约。

撮要

以恐怖资金来源为目标这一做法的前置性特点创造出了“一些空间”,其共同特点是在目标安全活动出现的时候规则和专家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同时发生作用(第XXIX页)。该书主要关注三个“空间”:第一,日常银行业务中的可疑资金交易;第二,非正式的亲属范围内的资金汇兑;第三,向嫌疑机构的慈善捐助。Geode教授研究了人们如何运用金融介入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这些做法又带来了何种不安全因素?

第三章中讨论的第一种空间(第57页)关心的是,如何确定正常资金交易的特点。像按揭还款这样的资金交易被认为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任何超出这些正常现象的交易都是可疑的。那么可疑交易有什么特征呢?何种资金上的关联能够被认为是一种可疑的关系呢?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揭示典型恐怖分子账户有何特征,因此目前还没有现成的答案。结果,为了更好的利用现有资金情报,只能运用猜想的办法。这一办法导致报告义务从银行那里转移到其它金融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和资金中介公司那里。这种变化的一个好处是用来确定什么是可疑交易的标准在时刻变动,这就保证了这些机构(models)能够对变化多端的犯罪行为和阴谋保持清醒认识并做出调整。副作用是要求私营实体采用这些主观且变动不居的标准着实又让它们能够自行揣测何为可疑交易。这就导致安全决策的非政治化,缺乏透明度和责任的明晰程度。一旦这些数据是决定性的且被误解,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章探讨的第二种“资金异常”空间存在于地下汇兑渠道比如哈瓦拉(hawala)之中 。与强调预防概念的第一种空间不同,这种空间努力扩大嫌疑范围。由于资金具有不容易跟踪的特点,9.11恐怖袭击之后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一直是将这些地下汇兑渠道正规化,并纳入西方监管之下。在诸多地下汇兑渠道中,哈瓦拉就是一例,它传统上就是穆斯林世界汇款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渠道,资金被支付给一个机构,该机构再遥控另外一个机构付款给最终收款人。控制这种资金流向的一个办法是确保所汇款项的源头和目的都能够被识别和确定。这使得交易更为可信,同时也增加了安全感。然而,采用这些新做法对依赖这一媒介的社会和文化网络的根本性质产生了影响。在这一领域设置严格规制措施可能暗暗增加用户成本,进一步将受制于正规渠道而不得不利用这种方式的个人排除在外。它也可能加大了风险:这些地下渠道将会隐藏得更深,更远离管制。尽管有上述种种问题,希望还是有的:地下经济将会被彻底铲除,全球汇兑从而变得非常透明,届时人们可以考虑以此防止恐怖袭击。

第五章中讨论的第三种资金异常空间是向嫌疑组织的慈善捐助(第125页)。做天课(zakat)要求伊斯兰教徒必须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其目的是要通过减少贫富差距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一做法之所以被列为可疑交易是因为伊斯兰教义要求所得捐款花在最近皈依的人以及真主认定的圣战上。因而人们担忧,这些捐款可能被用来资助恐怖活动。这些慈善机构的赞助人由于其社会关系而使慈善组织处在审查之下。从资金上锁定这些组织的影响在于它限制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几乎不需要证据来证明安保行为的正当性。而且,为了使慈善组织合法化并使其在监管范围之内而要求相关记录和程序可能不利于无法采取这些程序的小型组织。如果考虑到这并未产生社会需要的安全状态,那么可以断定相关结果纯粹是空想。这是因为在新的监管环境中,慈善工作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存在把这些组织中无辜的人推向对立面从而使其有憎恨之心的风险。

结论

《猜想的安全》运用实例描述了预防性措施反恐的负面影响。然而,该书并未给出这些措施可能成功到何种程度的介绍。如果像哈瓦拉这样的地下制度能够像目前的国际间银行渠道那样受到严密管制,那么大规模恐怖袭击或许可以避免。难道采用这些预防性措施就不能有一点好处吗?关于这个问题,该书并未揭示采用这些措施之后有多少起恐怖袭击被阻止。因为这些措施本身是预防性的,因此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比安全机关统计或觉察到的要多。由于很难计算这些前置性措施成功程度,因而也很难只用“产生了不安全的后果”来反驳这些措施的运用。

作者建议,在假想的基础上设定目标可能带来其自身的暴力和不安全。Goede教授着重讨论了新措施在行为发生之前就处罚是如何模糊因果关系链条的,是如何降低了证明标准并导致无法给出预期的。(第190-197页)。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威胁层出的世界里,传统的斗争策略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了,必须采用新手段。考虑到各国现在所面临的潜在恐怖威胁,这些新措施所带来的不安全因素是可以谅解的,也是必不可免的。恐怖组织的触角遍布全球,再借助科技发展,其制定计划以及执行速度也快得让人担心。或许,真到了需要采取这些预防性措施、尽可能广撒调查网络并将其置于监管之下的时刻了。

作者还认为,猜想的安全所带来的一种危险是,它带来了政治责任和民主负责度转向“中级官僚、执行官员和风险管理者”,他们要根据“闻到老鼠”一般的嗅觉向政府机关汇报可疑事项。(第74页)。将这些个人的权力范围描述为去政治化的,或者认为其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决策空间,都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尽管其运作的空间在法律之外,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因而形成了一个绝非是无法无天或者恣意妄为的制度。这一制度谨慎小心地运用审查手段和专业知识以确保阻止潜在的恐怖活动。并且这些“小主权”(petty sovereigns)(第88页)最终要服从民主选任的对所有公民负责的官员,且是由这些官员授权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只能也是源自这些官员。

《猜想的安全》展示了9.11之后对恐怖资金的追踪是如何导致预防性金融安全集束工具形成的。其目标不仅仅是要切断资金流向,还希望能够使监管机构提前介入日常生活空间,比如传统银行业务、地下汇兑渠道和此前不在监管之列的慈善捐助活动。它能够使安全的时间有所加长,使安全的空间有所加大。新措施可能带来某些不安全因素。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一点看,人们就会清楚发现,尽管它们带来了不安全因素,但在面临目前的种种挑战的情形下,它们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