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总结:核能与气候变迁

2015年12月-2016年1月

概要
福岛事故给人们在核能的未来和降低碳排放需求等问题上的相关争论增添了新素材,也使得这些争论更加迫切。然而,自事故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公众依然未能就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取得一个清楚的共识。尽管福岛危机的成本巨大,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政府依然准备建造新核电站或者将现有核电站扩建。同时,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已将核能视为低碳能源结构的一个明智(甚或是关键)的部分。在本次论坛中,主持人Rebecca Slayton(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研究系助理教授)邀请子午线180成员提出能够在进一步研究中获益的关键议题。
讨论结果

本次论坛共吸引了15名成员参与。多数参与者关注核事故风险以及成本、规制、监管和事故发生后的管理等相关问题。一些参与者认为需要拓宽以往对成本和风险的理解,要将感情上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一些无形的损失都囊括进来。其他一些人则表达对现有政治、社会和智识能力的担忧,担心这些能力无法避免悲剧事件或者在悲剧事件发生之后无法进行有效控制。还有一些参与者承认继续依赖化石燃料有着很高的成本,但也只有一个人对核能替代化石燃料表示乐观。

在总结本次论坛讨论时,Rebecca Slayton提出“治理”是一个问题尤为突出的领域。她响应宾州大学Mary Mitchell的呼吁,认为的确需要对根据现有核工业方面的法律制度谁获益谁损失的情况做更为深入的分析。至于未来需要做什么,Slayton倡议我们需要考虑协同工作以“让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依赖所带来的那些看不见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成本清晰显现出来”。

四个问题
在论坛的初始贴评中,Slayton简要概述了“四个互相联系的关于核能的辩论:它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它对于防止灾难的作用,它鼓励核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发展的倾向,以及它在促进或限制国际合作和正义方面的角色”。这些辩论是以以下四个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在这里根据参与者关注的问题将相关评论重新组织了一下。之后的一节中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核能是必须的吗?
Slayton认为,在核能是否必须成为全球低碳战略之一部分的问题上,“诸多重大系统性分析分别得出了不同结论”。比如,斯坦福大学工程师Mark Jacobson认为,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完全能够满足世界能源需求;而另外一位工程师剑桥大学David MacKay则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从别处购买电力的话则有必要发展核能。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人类学家Kim Fortun写道,她不支持核能,但却理解它为什么它受到了认真考虑,因为化石燃料的负面影响的确太大了。她也指出,我们也已经无法轻易放弃核能了,因为我们需要维护和废止现有的核设施(许多设施运行多年并且已经超过设计寿命),也需要考虑在将来如何处理核废料。

纪诚(上海国际集团合规部副总经理)也强调了化石燃料的种种危害,比如它除了让这个星球变暖,还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人们往往对巨大事故和灾难印象深刻,而对统计学数据却无动于衷“,他写到,“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对核能的恐惧却胜于对煤炭和石油的恐惧呢?”

韩国延世大学文学人类学家赵惠貞教授问道,人类发展是否真的需要更多电力呢?她说,“ 我总是认为,一国人均GDP一旦超过两万美元,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增长模式。”

核能太危险吗?
关于核能风险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点:(1)发生灾难性事故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2)这些事故的真实成本是多少?(3)防止事故发生技术和政治能力和事故一旦发生管理事故的技术和政治能力。也有一些讨论涉及技术本身的成本、铀生产商的社会成本以及核电厂运营地的社会成本。

在初始贴评中,Slayton讨论了 “技术风险”这一概念和随着时间推移降低风险的可能性。她引用了社会学家Charles Perrow的观点:在诸如核反应堆这样复杂而紧密耦合的系统中,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跟可以看到的收益相比,某一特定系统的风险是否是可接受的。她写道,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家Gene Rochlin则认为,在“非常可靠的组织”中如果施以适当的管理和技术,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关于这一点,Slayton在后面的一篇贴评中引用社会学家John Downer的著作比较了核工业和飞机制造业。航空业的工程师们能够从成千上万次飞行和许多事故中积累经验教训,技术上的变化是日积月累的,而且对设计和测试来说成本相对较低。而对核电站来说,数据并没有航空业这么多,设计上的改变也更困难,成本也更高。然而,她依然写道,“核反应堆比每年杀死许多人的化石燃料可能更安全。”

纪诚认为, “化石燃料的利用对世界气候及环境的影响(雾霾等天气)给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失也比核能事故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得多。……核能的安全性是一个技术和管理问题”。最后,他写到,成本而非对灾难的恐惧将会决定核能是否被广泛接受。

Vincent Ialenti(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也认为成本很重要,“在北美和西欧正在发生的核能复苏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可能大到足以显著缓解气候变迁的程度。”核电站很昂贵,建设又慢,而且很难配备人员;一旦发生事故,开支又极其巨大。Gabrielle Hecht(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也同意这一观点:核电站太贵了,因此没有什么竞争力。她建议政府注意发展去中心化的能源体系。

宮崎広和教授(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则认为需要扩大“成本”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 核能的社会成本经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不为人知的,并且是长期的”,他写道,“ 这不只是因为就经济、心理和社会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一直在扩大,还因为灾后投入到生活管理中的大大小小的努力也是成本”。
关于社会监管核工业的能力问题,Slayton指出,福岛事故调查委员会指责说事故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核工业和监管者共同造成的。

几位评论者提到了公众对监管机构缺乏信任。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全球研究系助理教授Amy Levine指出韩国和日本的反核社会活动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谈论包括监管者和业内人士在内的”核帮“。现在,这个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了。
Kim Fortun教授写道,“对我来说,似乎压根就没有什么政治意愿”去规制总体上的行业风险以及核工业这一特殊领域的风险。她认为,监管经常被利益冲突所腐蚀,或者在其广度上也不是十分充分。“在我们切实对治理水平以及为引入先进管理水平所需的研究和教育有所投入之前,不需要讨论对核电进一步投入的问题”。

Mary X. Mitchell(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将成本问题与治理联系在一起。她质疑了将相当部分的核事故责任转嫁给公众的法律制度。“我觉得应该问问,极端的、长期的且经常是无法估量的风险是否应该由公众和环境来承担?他们可是在事故发生时首当其冲的受害群体”。

核电站是安全隐患吗?
Slayton发现,在核技术民用和军用(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用途)两个用途是否必然相关的问题上,文献资料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她写道,显然在某些地方他们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但在另一些地方却并非如此。尽管军用民用是否关联在日本争论非常激烈,也一直是国际上关于伊朗核计划讨论的中心议题,但所有评论者并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核电根本上就是不公正的吗?
Slayton还在文献中发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现有能源体系是建立在极其昂贵的技术之上的,依赖稀有且提取难度大、风险高的资源。这一体系存在着不平等问题。

Gabrielle Hecht认为,穷人很少从规模巨大的电站和铀矿加工业(人人都是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中获益。她说,真正需要的是将可再生电力生产去中心化,并扩大获取这种电力的可能性。“有一些人认为: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上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让它们得以快速发展是向那些亟需能源的人提供能源的唯一现实手段,这同时也是在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范围之内。我认同这些人的说法”。

Ashina Yuki,一位帮助福岛事故受害者的日本律师,提到了事故直接受害者的权利问题。“如果核电站发生事故,核电站周遭的人的生活会遭到重大且无法补救的创伤……我见过人们的绝望,他们苦心谋求的生活硬生生地被这场事故夺走了”。

解晓飞(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也敦促参与者为生活在电站周围的人考虑一下。她写到,在她的家乡中国青岛要建设核电站,这让当地人忧虑重重。“核能是一种致命武器,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无法挽救的灾难”。
余论

希望与绝望
宮崎広和教授指出,子午线180此前的几个论坛已经发现福岛事故之后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危机:希望的危机和专业知识的危机。尽管知识分子本来希望日本民众能够在号称有责任保护他们的专家和官员一败涂地之后反对核电,但宮崎教授认为“灾后的情况是出现了各种不协调的声音” ,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是如此深远且让人无法承受,以致很多市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安倍经济学的提出和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上去”。

高橋五月(乔治·梅森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研究了福岛周遭的渔民群落。她也观察到危机之后的确存在这种乐观和兴奋的精神。“我听到的希望与未来的故事要比十年前多”,她写道。

赵惠貞提到了她的一位老年朋友,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且备受尊重的物理学家,他的故乡有可能建设一座核电站, “然而他却保持沉默”。他也好奇为什么他不愿意讲话。

张薇薇(中国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主张,人们对危机所做的截然相反的反应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性:爱与恨是交织在一起的,危机终究要面对善。她说, “坦率的说,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危机”。

范围问题
木村周平(筑波大学文化人类学助理教授)在日本写道,“任何关于核能的讨论都会与认可还是不认可安倍内阁有关”。他反对将核电的讨论放在全国或全球的层面上,在日本这个市政府决定建设核电站的地方更是不应该如此。他说,结果是地方性的,在一些地方,来自当地的阻力一直是很有效的。

然而,森裕之(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学院教授)警告说,在福岛县,“有其他一些可怕的情形,比如电力公司贿赂收买地方利益集团,地方自治体依靠权力施压于反对核电站的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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