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于2011年6月由万安黎教授（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启动，旨在鼓励子午线180的成员们简要地探讨知识分子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日趋明显的社会中正经历着的角色变化。最初提出的问题是开放式的：当前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是什么？学术界和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怎样回应？跨国学术对话如何才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紧接着的是一系列多样且颇有见地的评论：
 
郭书琴教授（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评论，知识分子为了流动性需要不仅应该跨越国界，更应该跨越大学、政府、智库和公共媒体之间的界线。在这些活动中，郭教授解释到，知识分子应保持清醒，并保持自己在多种机构间移动的，具有“优势观察角度地位”的反省。把这些概念与其自身经验相结合，她介绍了自己与“透明度”（transparency）概念打的几次交道，并解释了这些经验怎样影响到她自己对政府官员呼吁她做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的回应。最后，她指出，知识分子们需要通过与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学术文化的专业人士进行交谈来追求更广泛、更全面的智力敏感度。这将有助于揭示每个知识个体的局限性和优势。
 
瑞安·塞尔（Ryan Sayre）（耶鲁大学博士生）质疑了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过度热情”——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热点”或“紧迫”问题上。而恰恰是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提供了这种“问题导向术语”（“problem-oriented terminology”）的视角。塞尔对这些问题的探索结合了他本人关于日本地震灾害预防措施的民族志研究。塞尔还对子午线180“为新研究和理解模式奠定基础”的能力提出了设想。对此，他提出，知识分子们必须深刻反思当代思想和探究模式的前景和局限性。
 
於兴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强调，全球性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其本身文化的知识和经验：他／她必须在根本上致力于关注从国际发展到环境保护，再到宗教信仰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而且必须无视国家间的边界去进行对新问题的探究--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核废料，一切都必须从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制高点出发。於教授把这些新兴的理想带入了与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对话当中：古代知识分子强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怀旧的“传统”理想与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息息相关。最后，他简要地作出总结，感叹到单纯追求知识，以及那些致力于将“纯粹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和伟大的智慧”赋予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有可能与世界脱节。因为在当今世界，知识被越来越多地作为工具使用，以求实现国家的、政策的或其它现实的目标。
 
加桑∙赫治教授（墨尔本大学）的评论反映了“批判性思维”和“反射性”（reflexivity）的学术价值，以此使我们能够“获得外部的、但同时又对我们起作用、不断地将我们塑造成我们本身的那些力量。”他提出，批判性人类学的思想提醒社会“无论我们是什么、是谁，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社会，都能以与任何给定时刻所不同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这体现了我们可以怎样“从根本上不同于我们是谁”（how we can be radically other than what we are）以及我们怎样能够从我们自身当中看到他者（otherness in our midst）.
 
阿曼达∙斯内林格博士（西雅图大学）讨论了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及其对弱势群体的潜在影响，并结合到了瑞安∙塞尔所批判的知识分子当中盛行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现象。在她看来，解除现实世界中的“单纯问题”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对此，她认为，在多种视角间进行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学术精神非常有助于减轻对抗性政治话语惯例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全球知识分子具有揭示支撑各类或浮夸或有逻辑的策略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公众更有效地对待以政治作为动机的事实部署。她主张通过投射“以理解为目的进行交流”的理想来重新塑造公共辩论，并敦促全球性知识分子们努力“让我们去面对共有的问题，而非彼此分离的危机。”
 
朱苏力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强调即便是在面对全球媒体文化盛行，学术圈要求“政治正确性”，以及会“得罪某些群体”的坦诚对话受到阻碍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们也都有必要同时保持“坦率”与“负责任”。朱教授指出，这个结果源自全球化的大背景使得知识分子们容易去发布一些“可能会产生误导”的信息。国际范围内学术圈里日趋细化的“劳动分工”使得学者们趋于向越来越小的受众传递其思想，这一趋势也加剧了学者们传播误导信息的问题，“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了学者们获得更广泛影响力的关键。朱教授指出在当今的学术文化当中，学者们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责任——学术“责任”的成分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最后，朱教授悲观地总结道：“要做一个真正像样的负责任的全球知识分子，那几乎就是说要想当上帝。”